1944年10月17日凌晨，浓雾封锁了丰润杨家铺的每一条山沟，八百名八路军干部战士刚刚入睡配资预警网，三千名日军已经摸到了村口。
当枪声撕破晨雾，我军才发现周围的制高点早已架满了机枪。警卫部队只有三百人，子弹加起来不到一万发，人均不过二十五发，而迎面扑来的，是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日军精锐独立混成第八旅团。
最终，我军只有120余人突出重围，430多名干部战士牺牲，还有150余名干部战士被俘。
对于我军而言，这绝对是一次空前的损失，比之后来的柴胡栏子事件，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后来痛心地说：
“杨家铺战斗是我军在华北抗日战场上的一次罕见且损失重大的战斗。”。
一
1943年底，随着盟军逐渐的反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趋于劣势，海上交通线面临被切断的风险。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日军大本营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目的是为了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建立经朝鲜，中国直通南洋的陆上通道。
从1944年4月开始，日军便抽调了大部分的兵力用于执行“一号作战计划”，当时日军在华北的兵力也被抽调一空。
当时，冀热边特委决定趁敌人兵力空虚之际，决定召集特委、行署、军分区主要领导干部开会，研究讨论如何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944年10月上旬，冀热边特委召集了特委机关、军分区卫生部、迁滦丰联合县县区干部和第四地区委部分干部，连同警卫部队共八百余人，在在河北丰润县的皈依寨召开扩大工作会议，
这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干部大会，五百多名行政干部加上三百名警卫人员，几乎集中了冀热边区的行政骨干力量。
应该说这次会议还是开的比较成功的，可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内线突然传来了情报：
“日军在丰润、滦县、迁安等地突然大量增兵，极有可能发动扫荡。”
时任冀东特委组织部部长的周文彬当即派出侦察员，去侦察日军的动向。
不多时，各路派出的侦察员返回，带回来很不好的消息：
“距离丰润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都发现了数量不菲的日军。”
虽然此时会议还在进行中，但考虑到日军已经迫近，周文彬当即决定组织参会人员转移。
10月16日晚，队伍向西南转移，分驻在李庄子、夏庄子和杨家铺几个相邻的村子里。
周文彬率两个排入住李庄子，第四地委书记丁振军带四连入住夏庄子，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光和特务连连长刘景余带一个排驻在杨家铺。各小队距离不远，彼此呼应，都觉得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当地群众和民兵也感到踏实，当晚甚至没有在村外设置警戒，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
可他们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们熟睡之际，日军已经悄悄摸了上来。
日军是如何知道我军在丰润开会的消息的呢？
原来就在10月15日晚，第四地委的一名侦察班长在送信途中与日军巡逻队正面遭遇，当场牺牲。由于这名班长没能及时销毁随身携带的机要文件，开会的时间、地点、参会人员等核心信息全部落入了日军手中。
根据资料记载，截获情报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这个混成旅团是1939年1月日军在石家庄编成的，隶属于华北方面军指挥，该混成旅团兼具地方维持以及野战的能力，可以说是日军中一支战斗力不弱的部队。
为了能一举建功，该旅团旅团长竹内安守此次调动没有让伪军参与，而是亲自调集了旅团主力3000余人，连夜直扑我军开会的地点。
10月16日夜，日军从唐山、丰润城、榛子镇、迁西铁厂、左家坞等处同时出发，向皈依寨一带进行突然奔袭合围。他们悄无声息地占领了杨家铺周边的东城山、马蹄山等所有制高点，把整个山坳围成了一个铁桶。
多年后，曾任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站长的任远在回忆录中写道：
“长期情报工作养成的习惯，让我尤为警惕，我深知，敌情极有可能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
可这个深夜，警惕的人太少，疏忽的人太多。
10月17日天刚蒙蒙亮，夏庄子村东头的哨兵突然察觉不对劲，村庄外围传来嘈杂的马蹄声和人声。
哨兵立即报告了丁振军。丁振军命令四连接火还击，夏庄子顿时枪声大作。周文彬被枪声惊醒，判断敌人至少在千人以上。
当时，只有杨家铺的方向上没有枪声，周文彬在和丁振军汇合以后，两人共同决定，机关撤至杨家铺与众人汇合，为了拖住敌人，周文彬给二连下了命令，要求二连无比要在一个小时之内，阻击住敌人。
为保万无一失，周文斌还调了一区队到北山去，从侧面牵制敌人。
二
杨家铺这地方是个山坳，四周全是高山，按说这是个很好的隐蔽的地方。
可惜的是，周文彬并不知道当时敌人已经获知了他们开会的情况，是铁了心要拿下他们。
从周围几个村子里传来爆豆般的枪声，周文彬只是判断出敌人特别多，当时一区队在北山山头上，根本就顶不住日军的进攻，只好撤到第二处山头上，他们给周文彬的话是，不惜一切代价，拼死也要守住这个阵地，为干部转移争取时间。
周文彬见情况越来越严峻，立刻指挥大伙向北面枪声较稀疏的地方突围。
然而刚走没一会儿，队伍的前哨就又传来消息，说北面发现了敌人的踪影。
鉴于东面也听到了枪声，周文彬当机立断，下令队伍往南走，这样可以借助那里的干河沟转移。
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丁振军率领一个班的战士往东去，准备占领制高点马蹄山打一个阻击，这位三十一岁的地委书记本来有机会冲出去，可他为了接应后面的战友，在包围圈中反复冲杀，三进三出，最终倒在血泊里。
当丁振军牺牲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周文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心里很清楚，这还不是悲痛的时候。他见大伙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赶紧劝说道：
“不要过分难过，情况不容我们沉痛地追悼，要保存自己，为了报仇，为了胜利，向南冲出去！”
这个时候，敌人的子弹越来越密集了，仿佛像是从四面八方射来一样，有的战士们躲避不及，倒在血泊中，面对战友的牺牲，大家连扶一把都来不及。
时任冀热边特委委社会部部长的钟子云在突围过程中，身中两枪倒在血泊之中，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站长的任远当即指派警卫员费新去搭救，结果还没靠近就中了一枪。
还好钟子云虽然中枪（其中一枪中在脸上，血流如注），但性命无碍，后来大部队撤离后，他装死躺在血泊中，奇迹般的生还下来，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被派往东北，后来成为我国煤炭实业的奠基人。
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光与爱人刘俞芬两人相互搀扶着走，俞芳那时身怀六甲，走的一直很慢，吕光在突围中先是左肩中了一枪，后来人因为失血过多昏迷了过去，俞芳扶着丈夫踉踉跄跄走了十几步，被流弹从胸口贯穿，当场牺牲。
吕光从昏迷中醒过来以后，看着战士们费力的搀扶着他，为了不拖累大部队，拿起枪在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壮烈牺牲。
吕光夫妇牺牲后，其家人一直不知道其下落，一直到2015年，刘俞芬的侄子刘记瑛在一档电视栏目中得知唐山好人张红琢帮助烈士寻亲的故事，在张红琢的帮助下，刘记瑛终于找到了苦寻多年的姑姑和姑父安葬的陵园。
卫生部长王少奇在掩护伤员撤退时腹部中弹，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突围了，为了严守党的机密，挣扎着把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烧毁，火光吸引了数十名敌人，王少奇举枪痛击。
打到枪膛里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时，敌人中传来一个既熟悉又刺耳的声音——那是一个当了汉奸的同学在向他劝降。
王少奇忍着剧痛大骂其无耻，敌人蜂拥而上大叫“捉活的”。王少奇怒视着敌人，从容地举起手枪，对准自己打出了最后一颗子弹。
刘景余连长带队冲出了包围圈，可他回头一看，—大批干部还被困在里面。他厉声问战士：
“咱们的任务是什么？”
大家吼道：
“保卫首长！”
这支已经逃出生天的队伍，端起刺刀又杀了回去。刘景余最后腹部中弹，手捂肠子站起来喊完最后一声口号，被三支步枪同时击穿。
图|周文彬烈士雕像
关键时候，周文彬沉着冷静，他和战士们一起把身边的文件全部烧掉，然后捡了一把战友掉落下来的三八大盖，和战士们一起向着敌人机枪阵地冲了过去。
时任特委秘书长的李杉直接就倒在敌人血泊中，周文彬也在突围过程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周文彬原名名金成镐，他是朝鲜裔，1914年随父流亡到了中国，后来一直侨居在中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任远回忆：
“周文彬为人忠厚，关心群众，生活节俭，作风淳朴，在冀东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很亲切地称他为"大老周"。他一到新区，就住在老乡家，村干部和老乡常把周文彬当成是警卫员。在熟悉他的地区，老乡还笑着说，周部长你像个周邋遢，干脆以后我们不叫你部长，叫你周邋遢好了。他微笑着说，叫什么都行啊，我这样的邋遢干部多点才好呢。”
至当天下午五点，杨家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三
八百人中，只有一百二十余人冲了出去。剩下的，除了牺牲的四百三十人，就是一百五十多名重伤被俘者。
据当地老人回忆，村中央有一个水坑，光在那里就死了一百多人，很多干部战士是站在坑中的淤泥里牺牲的。
打扫战场时，棺木不够用，烈士的遗体只能用竹帘子、炕席一卷埋了，分不清谁是谁，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
情报联络站长任远是重伤被俘者之一，他身中两枪，被扔在马厩里，叛徒张铁安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
任远被俘的时候，随身的口袋里还装着一个笔记本，记录着当时党内军内重要情报关系的联络暗号、代号，还有秘密联络的地点与方法，以及他们自创的姓名、地点等绝密材料，为了不使这份机密落于敌手，他在老乡的帮助下，将笔记本撕成一条一条的吞进了肚子里。
后来几番求死不成，任远索性在狱中玩起了“反间计”，他假装投降，供出了日本宪兵队长武田和伪军团长张爱仁与八路军私下往来的“证据”。
鬼子内部开始互相猜忌、内斗清算，武田被判刑十年，张爱仁被撤职关进劳改营。
任远不仅除掉了两个心腹大患，还借着“配合调查”的机会治好了伤，最后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奇迹脱逃。
杨家铺惨案的消息传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痛心疾首，他在几十年戎马生涯中，对这次干部损失一直耿耿于怀。
“杨家铺战斗，是华北抗日战场上极为惨重的一役，伤痛铭刻在心。”
这场战斗的损失之大，尤其是干部的牺牲，让根据地的力量几乎遭遇重创。
图|杨家铺烈士战斗纪念馆
不久之后，晋察冀军区从平北、平西根据地调拨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并从基层官兵中提拔一批富有经验的年轻干部，充实到了冀热边特委、行署及军分区机关的空缺，使得冀热辽地区的党政军力量得到了迅速恢复，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几天后，冀东八路军十二团找到了复仇的机会，围歼了参与杨家铺行动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一部，毙敌三百余人。
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李中权亲自在上面标了一个题目：
“为烈士报仇，给日寇独立八旅团以严惩”
这篇捷报后刊登在报刊上，极大地鼓舞了冀东军民的抗日斗志。
只是有些遗憾，牺牲的干部战士不可能再回来。
杨家铺事件后，冀热边特委和晋察冀军区迅速展开了深刻反思。
一是情报保密工作。
此战是因为一名侦察班长遇袭牺牲，未能及时销毁机密文件所导致，因此我军制定了一条铁律，要求所有机要人员在面临被捕或牺牲危险时必须第一时间销毁随身携带的全部机密材料。
二是对敌情的误判。
1944年，日军抽调了大批兵力用于豫湘桂会战以及太平洋战场，沦陷区日军兵力严重不足，当时不少人认为日军已经无力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因此疏忽大意。当发现日军动向情报后，没能及时取消会议、疏散人员。
杨家铺事件惨痛的教训，也使得我军提高了警惕。
三是会议组织本身存在的隐患。
许多人都认为，在敌后的特殊环境下，八百多名干部战士集中在一起开会，目标过大，极有可能引起敌人关注，然而整个会议警戒部署却极为薄弱，没有外围哨、夜间没有巡逻。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部队推行了“分散开会、缩短会期、减少规模”的新规，严禁在敌据点周边进行大规模干部聚集。
四是行政干部的战备能力。
参会的行政干部平素从事文职工作较多配资预警网，忽视了实战训练以及基本的轻武器操作，以至于部队遭遇合围初期有一定的慌乱，战后全军加强了干部的基础战术培训与应急撤离演练，为可能到来的危险做了充足的预案。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大连股票炒股平台-股票网上开户-手机炒股开户app观点
相关文章
